第二章

  至16世紀中葉,中國奉行排外政策,對外國人極盡侮辱。這一政策激怒了在中國沿海地區進行貿易的日本人,他們決定施行報復。在當地亡命徒的協助下,他們頻繁襲擊沿海各省,在從浙江到廣東的廣大地區燒殺搶掠,鬧得人心惶惶。中國的一部編年史說,倭寇所佔區域太大,而朝廷軍隊又鬥志鬆懈,道德敗壞,根本無法徹底消滅倭寇。明朝政府想盡辦法來對付這些可怕的海盜,但都收效不大。倭寇劫掠了福建的幾個城市,又於1557年轉移至南方,引起了廣東方面的極大驚慌(13)
  據澳門史料記載,葡萄牙人此時襲擊並打敗了大批海盜,把他們從澳門的要塞中驅逐了出去。幸存海盜衹好逃到另一座島上避難(14)由於此次戰功,葡萄牙人獲得了澳門的所有權。葡人驅盜的巨大貢獻被呈報給了中國皇帝。皇帝對葡人的幫助表示感謝,並向他們的首領頒發了金劄(15)。同一年(1557年)廣東的官員和商人得到皇帝的認可,讓葡萄牙人在澳門定居下來。中國皇帝爲此下了公文,公文內容後來被刻在澳門議事亭的石碑和木製品上(16)
  公文的下落始終是一個謎:甚至現在澳門連石碑文字記載也沒有。但是,公文是無足輕重的,就像里斯本殖民部所言,葡萄牙人對澳門的主權不是基於中國皇帝的任何恩賜或特許。
  中國沿海盜賊的出現給貿易和海運造成了巨大的破壞。葡人作了充分的準備,開始向這些盜賊發起進攻,很快就使這片多災多難的海面恢復了平靜。這使中國人大爲欣慰。接着,葡萄牙人開始進攻香山縣,當時一個勢力很大的強盜頭目佔據了該縣大片地區,儘管海盜進行了頑強的抵抗,還是被擊敗了。澳門也爲葡萄牙國王的臣民所佔領。由此可以說,有爭議的主權問題是建立在征服權的基礎上的,是以葡萄牙軍人的流血犧牲爲代價的。葡萄牙人佔領澳門後,發現該島很適合進行商業貿易,遂在這座半島上建造了這座城市。這是中國人絕對不能容許的,除非他們能充分認識到葡人對這一地區的權利,假如葡萄牙人沒有完全確信他們的權力可以不受中國政府及法令的約束的話,他們是不會耗費巨資來建設這座城鎭的。儘管如此,過去人們一直認爲,這些澳門的締造者爲了更好地保護自己的旣得利益,堅稱他們的佔有權是得到中國皇帝批准確認的。爲了酬謝葡萄牙人將他的臣民從海盜的掠奪和暴行下解脫出來,皇帝不僅默認了葡人擁有澳門的要求,還給予葡人很多特殊待遇和豁免。這就是著名的殖民大臣美羅·卡斯特羅在一份詳盡的備忘錄中所闡述的觀點(17)
  中國的歷史編纂者對這塊殖民地的起源作了不同的解釋:
  《明史》說,這些佛郎機人趁朝廷全力對付海盜而無暇他顧,趁機佔領了澳門。後來他們又行賄官吏,使對外貿易(儘管從1522 年遭禁,但官員們爲謀私利,還是允許在電白(Tienpak)進行)遷到了澳門。這些佛郎機人和各色各樣的東方商人在此站穩了腳跟,“判若一國。”(18)
  《澳門記略》宣稱,葡人是1550年第一次抵達澳門的,而那時澳門早就是對外貿易的中心了。葡人爲方便從事貿易活動,以每年500兩銀子的租金賄賂了澳門當局。這本書是這樣闡述最初對葡人採取的政策的:“惟是倭去番尙存,……似不如申明約束,內不許一奸闌出,外不許一倭闌入,無啓釁,無馳防,相安無患之爲愈。”(19)
  《香山縣誌》稱道,1553年,“舶夷趨濠鏡者,託言舟觸風濤縫裂,水濕貢物,願借地晾晒。海道汪柏徇賄許之。初僅蓬累數十間.後工商牟私利者,始漸運磚瓦木石爲屋,若聚落焉。自是諸澳俱廢,濠鏡爲舶簸矣。”(20)
  龍思泰在《早期澳門史》一書中,不顧這三種論調互爲矛盾之處,僅憑中國編年史家的片面之辭,就指責美羅·卡斯特羅的說法不對。他無視《香山縣誌》中明顯的偏頗之辭,將葡人定居澳門簡化成這樣的事實:爲了獲得暫時的避難所,晾曬被海水浸濕的貨物,葡萄牙商人請求允許他們在澳門上岸並建造棚屋。龍思泰僅僅憑這個貌似眞實的說法,就否定了葡萄牙人的說法。爲了使自己的偏激之辭更加可信,他東拼西湊了那個時代的一些史料。而我們知道,那時這個殖民地受中國官員所控制,他們編造了一系列的漏洞百出的謊言,殖民地的自治地位岌岌可危。1832年在澳門出版的《早期澳門史》第一版中,龍思泰竟推測“驅逐海盜”一事爲傳說而已,令人生畏的海盜首領張四老(Chang Si Lao)就是著名的鄭芝龍(Ching Chilung)。此人在明朝垮臺之際,曾作爲皇位的繼承者與韃靼人作戰。龍思泰還提到一件丟失的金劄,人們一般認爲就是因爲這個金劄,澳門才被割讓給葡萄牙的。他認爲,如果確實存在關於此事的文件的話,就應該能在皇家檔案中找到副本。他在廣州作了調查,結果一無所獲。他匆匆結論道,就像打敗張四老的故事一樣,金劄的故事純屬捏造。這是崇尙武力,熱衷於以刀劍征服敵人的民族經常的做法。但在《早期澳門史》的修訂版(21)中,他刪去了涉及金劄的段落,對海盜一事,也僅僅說這個海盜的名字是否因外文發音不淸而弄錯了。
  看看吧,就是這樣寫歷史的。
  在無可辯駁的事實面前,稍稍總明一點的做法是將事實隱瞞,而不是去竭力支持一種輕率的假設。但龍思泰千方百計地迴避或歪曲了這一史實。這眞令人氣憤,因爲這本《早期澳門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兩位葡萄牙學者嘔心嚦血的硏究成果;一位是米蘭達·利馬敎授,他曾計劃自己寫一部澳門史,龍思泰從他那裡得到了很多價値很高的資料;另一位是薩賴瓦主敎,龍思泰查看了大量有重要歷史價値的文獻。我們衹要瞧瞧龍思泰是如何歪曲他人的記載,就可以想像他之所以能得到這些文獻,必定也是採用了卑鄙伎倆的。
  據費爾南·門德斯·平托所言,1557年,廣州的中國官員應當地商人的請求,把澳門給了葡萄牙人。這些葡人將這塊荒地建成了設施良好的歐洲殖民地,心安理得地住了下來,好像這兒是葡萄牙最安全可靠的一個地方一樣。(22)而龍思泰卻將費爾南·門德斯·平托的話篡改成這樣:中國人允許外國人居住在澳門,所以外國人和中國人一道對澳門的建設作出了貢獻。(23)他絲毫不談葡人因正當擁有這塊殖民地而擁有的理直氣壯和安全感。
  龍思泰雖然將西班牙歷史學家胡安·德拉·康塞雄的著作列爲最重要的參考書之一,但同樣迴避了他的看法。這位史學家在論述使葡人獲得澳門的那些戰功時說到一個叫林鳳(Li Ma Hong)的海盜。此人就是張四老手下的一個幸存者。他膽大妄爲,曾攻佔過菲律賓群島。(24)
  龍思泰認爲,法利亞·索薩(Faria e Sousa)和曾德昭(Semedo)的“葡人因驅盜而獲居住權”(25)的說法不可靠。他認爲,中國政府先將澳門提供給葡人居住,然後葡人以武力從海盜手裡奪得這一地區,又無條件地建立了這個殖民地。
  法利亞·索薩對此事的記述大約是這樣的:澳門地貧多石,易於防守,極適宜爲盜賊所據,因而許多盜賊麇其間。中國人想將他們趕走,但顯然缺乏行動的勇氣,因爲他們一看見葡萄牙人就允諾說,假如他們能將海盜趕走,此地就歸他們居住。葡人急於居留澳門,趕快答應下來,希望以勇氣獲得這一權利。盜賊諳熟當地複雜地形,但還是被較輕易地擊潰了。得勝的葡人一手拿槍,一手拿鎬建設了這一城市,選擇一處住了下來。(26)
  曾德昭也寫道,澳門的盜賊經常劫掠附近地區,中國人商討除害的方法。或者由於膽怯,或者爲冒較小的危險並且犧牲別人以達目的,他們知道葡萄牙人很勇敢,就將此事交給葡萄牙人,並且答應,假如能把盜賊趕走,則把澳門給葡人居住。葡人非常愉快地接受了這一條件。他們雖遠不如盜賊衆多,但嫻於戰術,以較小的代價就給予敵人以重創,控制了局勢,並取得勝利。於是他們每人擇其最喜歡的地方建造房屋。(27)
  龍思泰爭辯道,假如澳門是由武力征服所得,那些早年到中國的傳敎士不可能不注意到此事。不是這樣的。曾德昭是十七世紀早期到澳門的,他不就是傳敎士之一嗎?竺赫德著名的《中華帝國全誌》一書記載了大量的由傳敎士收集的眞實可信的資料,但龍思泰迴避了竺赫德下面這一段叙述:
  嘉靖年間,一個叫張四老的海盜劫掠於廣東海面。他佔領了澳門,並包圍了省城廣州。當地官員向歐洲人求援。這些歐洲人駕着商船,來解了圍,並一直追到澳門,殺了張四老。兩廣總督將此事上奏,皇帝遂下旨將澳門給予這些從歐洲來的商人,讓他們就住在那裡。(28)
  最後,龍思泰認爲,與其說葡萄牙人佔領澳門是征服的結果,不如說是中國皇帝的慷慨惠贈。因爲假如中國政府切斷殖民地的食品供應,命令中國籍的商人、工人及僕役退出澳門,這些葡萄牙人肯定要投降的。(29)換句話說,龍思泰暗示說,在香港殖民地建立前夕,葡萄牙人一旦處境危險,就會膽小如鼠地選擇放棄澳門,噤口不提使歐洲對華交往中引以爲榮的高貴傳統。
  但是,儘管葡萄牙人遭到各種各樣的壓力,在中國官吏的苛捐雜稅下辛苦地勞作,哀嘆失去的自由,他們經受住了考驗,並沒有放棄澳門。很難說葡萄牙人關於澳門的說法是受國家利益的影響而被掩飾了,另外,也很難解釋爲甚麼公平的、値得信賴的歐洲史學家(譬如雷納爾(30))要支持這一觀點,假如不是爲了眞理的話。
  另一方面,中國的歷史學家受民族偏見的影響極大,尤其是涉及到外國人的時候。因而,期望排外的中國編年史家能寫出一個不帶任何偏見的澳門起源說是不可能的。他們在記錄史實時,要不在雜亂無章的官方記載文獻產生的幻影中勞作,要不就束手束腳,害怕將擊退頑敵的功勞歸於外國人的勇敢而冒犯民族尊嚴。雖然開明的皇帝都認可這個殖民地使這個國家的閉關自守打開了一條裂縫,但這個自負異常的國家非要將這件事說成是夷人進貢天子。
  此外,澳門與中國人最崇拜的神靈之一——天后——的傳說有着非常密切的關聯。澳門這一殖民地的名稱就源自天妃的名字阿媽(31)。殖民者在給這塊殖民地起名時,當然是知道天妃(阿媽)就是航海者的保護神這一傳說了:一艘船剛要從福建的一港口出發,忽然一女子上船要搭船。船已裝滿貨物和乘客,可她淚流滿面,哀聲請求,終於獲准。船長叫她坐在船頭的一個角落裡。船離港不久就遇到風暴,大家一片驚慌。船長無奈之中,決定返航。這時,船頭那裡傳來一串溫柔的、銀鈴般的聲音,吩咐他不要慌張,沉着駕駛。風浪馬上平息了。船駛過一個海岬,找到了避風處,靠岸拋了錨。女子早就不見了,乘客們到岸上去找,發現了一尊女神塑像——或許現在在乘客爲女神所立的媽閣廟裡還能見到這座塑像;他們又立了一塊碑(此碑現仍保存着),上面刻着這艘船和一條橫幅,寫着阿媽對船長的靈示(32)。從此以後,這塊地方就被稱爲Amagao,航海者遇到颱風則高呼她的名字,祈求保佑;每年春天,香客們都去朝拜女神。廟就座落在一個郁郁蔥蔥的山凹之中,女神被認爲就是在這兒昇天的。中國將這個有着如此著名傳說的地方給了葡萄牙人,顯然是要向他們表達一種崇高的敬意。葡萄牙人對此當然極爲珍視,作爲回報,他們將女神的名字和殖民地的名稱聯繫了起來。
  不僅如此,一名葡萄牙水手甚至獲得了更大的敬意:在廣州的五百羅漢寺中,一尊明顯帶有歐洲人特徵的雕像(顯然就是現在人們所說的馬可·波羅像)曾被認爲是幾百年前因翻船而登岸的葡萄牙水手。他樂善好施,死後被敬爲神明。可是,就像張四老一事一樣,有些人也認爲這“可能是純粹的神話”。(33)
  澳門在葡萄牙,以至世界文學界也是享有盛譽的:衆所週知,在那個名聞遐邇的石洞中,賈梅士(Cameõs)創作了他的不朽史詩,這位士兵詩人因對果阿的社會狀況進行了辛辣的諷刺,被印度總督驅逐出境。於是,他於1556年參加了由弗朗西斯科·馬丁斯率領的中國遠征艦隊。在爲這位偉大的詩人所寫的傳記中,儒羅梅尼亞推測道,從1557年這支6艘船隻組成的艦隊曾停靠浪白滘這一事實來看,賈梅士本人肯定也參加了鎭壓海盜的光榮行動。(34)然而這一功績和其他値得一提的事一樣都沒有在詩中出現,顯然詩人認爲這些都遠遠比不上那些構成這部輝煌史詩的令人驕傲的業績。
  儒羅梅尼亞所作的另一個比較可信的猜測是賈梅士在第181 首十四行詩中,描寫了他那個頗具浪漫色彩的山洞,他在澳門的棲身之所。這首詩的大意是這樣的:
  何處再尋更孤獨的地方,
  歡樂的景象了無蹤跡。
  毋須說無人甚至野獸也不會涉足此處,
  就這樣靜靜的,無人問津,無人追尋。
  黑漆漆的森林皺着眉頭。
  沮喪的空氣中盡是靑靑的孤獨。
  沒有歡快的小溪,
  沒有亮麗的草地,
  就像我那不幸的命運。
  在石堆中,在生活的墳墓中,
  我哀悼死一般的生活,
  沒有歡樂,也沒有明天,
  衹有無邊無際的痛苦和眼淚。
  可能是因爲這個石洞原先是被用作埋葬人的地方使這位多愁善感的放逐詩人認爲自己生活在墳墓中,因而寫出了這樣感人的詩句。事實上,形成這個石洞的石塊顯然說明這是一座簡陋的陵墓,或者使人想起古代蠻邦英雄崇拜的石碑:它可能是很久之前經常光顧中國海岸的阿拉伯人留下的遺跡;博物學家可以從傾斜的門楣推出它以前是一個祭臺;地質學家也許可以說這個石洞衹不過是地殼巨變中的反常現象的結果。石洞還是有着不朽的意義——一位遭受迫害的偉大天才的避難所,光彩奪目的愛國主義的聖殿,它庇護了一位愛國詩人。這位詩人荷馬般的史詩將永遠是他所摯愛的祖國的驕傲和永不磨滅的光榮。
  註釋:
   (13)據《明史》,參見威妥瑪(Wade)《日本:<海國圖志>中有關章節》。
   (14)即今老萬山。
   (15)一般認爲這是金字獎狀。“劄”在澳門口語中意爲中方官方文件。但據克魯斯所言,“金劄”乃是欽差大臣官服上的金字飾,那時的葡萄牙人就稱欽差爲“金劄”(參見《中國槪況》第16及25章)。另一方面,後來葡萄牙樓船船打敗海盜後,中國官員就送“銀劄”給船長,同時也送刻着頌詞的銀匾。
   (16)一位英國漢學家對此有佐證:“在由花崗岩造的二層高的議事亭裡,豎着幾個同樣質地的柱子,上刻中國皇帝莊嚴割讓這塊地方的漢字。”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第2卷,第588頁。
   (17)《海外國務秘書處關於在果阿應爲北京主敎就澳門的所有權下達的指令的筆記消息》——致1784年被任命的花利亞(Bernardo Aleixode Lemos Faria)總督。
   (18)參見《中國與歐洲的交往》,第2-4頁。
   (19)同上,第4-5頁。
   (20)引自艾貝爾·里繆塞特《新亞洲雜纂(Noureaux Melanges Asiatiques)》,1836年波士頓版。第1卷,第328頁的譯文。
   (21)1836年在波士頓出版。
   (22)費爾南·門德斯·平托:《遠遊記》,第221章。
   (23)《早期澳門史》,波士頓版,第11頁。
   (24)《菲律賓通史》,馬尼拉版,1788年,第1卷,第427頁。
   (25)《早期澳門史》,波士頓版,第12頁。
   (26)《葡屬亞洲》,第3卷,第3部,第21章。
   (27)《中國志》,第2部,第1章。
   (28)《中華帝國全志》,第1卷,第234頁,巴黎,1735年版。
   (29)《早期澳門史》,波士頓版,第13頁。
   (30)《東西印度歐洲貿易設立之哲學及政治歷史》,第1卷,第152頁,日內瓦版,1783年。
   (31)“這一半島上有一尊亞媽神像,今天仍可見到它。此地稱亞媽港。”參見《基督敎遠征中國史》,第2卷,第2章。
   (32)1867年4月29日第17號《澳門憲報》根據一可信的中國資料,對這一傳奇作了有趣的描述。
   (33)梅輝立(William Frederick Mayers)、德呢克(Nicholas Belfield Dennys)合著《中日商埠志》,第162-163頁。
   (34)儒羅梅尼亜(Juromenha)版《賈梅士》,第1卷,第7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