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於2026年11月8日，澳門日報B07版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賦予澳門“建設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定位。二〇二四年，澳門特區政府更將“文化澳門”列為四大施政目標之一。這是一個宏大的願景，也是一個艱巨的命題。

願景需要理論的支撐，命題需要學理的根基。當“文化澳門”從口號走向實踐，當“交流合作基地”從藍圖走向落地，人們不禁追問：澳門憑什麼？它的獨特性何在？它的價值根基是什麼？它的經驗能否被提煉為可推廣的方法論？回答這些問題，需要的不是零散的史實整理，也不是應景的政策解讀，而是一套系統的、有解釋力的、有生命力的學問。這套學問，就是“澳門學”。

二〇二六年，恰逢澳門學倡議提出四十周年。四十年後回望，我們更能看清這門學問的來路與去向及其對今日“文化澳門”建設的根本意義。

一、澳門學四十年：從倡議到學科

一九八六年，陳樹榮、黃漢強等學者首次提出“澳門學”的概念，倡導將澳門研究從零散的史料整理提升為系統的學科建構。這是澳門學的起點——一個地方性知識的學術自覺。彼時的澳門，尚在葡萄牙管治之下，歷史敘事長期被殖民視角所支配。“澳門學”的倡議，本質上是一種文化主體性的覺醒：澳門的歷史不應只由外人來書寫，澳門人應當有自己的學術話語權。這一倡議在當時的學術環境下顯得孤獨而超前，但為後來者埋下了一顆思想的種子。

一九九四年，我在北京大學舉辦的《澳門總覽》發行儀式上，以“舊話重提澳門學”為題致詞，重新激活了“澳門學”這一議題。那時，澳門即將回歸，如何從學術上確立澳門的文化身份、如何將澳門研究從了殖民敘事中解放出來，成為迫切的時代課題。這次發言，不是重複前賢，而是接續倡議，將澳門學從單純的學術構想提升為澳門文化主體性建構的理論工程。澳門學不應只是關於澳門的知識積累，而應成為理解澳門何以成為澳門的方法論自覺。這一判斷，成為了澳門學後來發展的基調。

二〇一〇年，首屆澳門學國際研討會在澳門舉辦，可以視作澳門學學科建設的開始。這次會議彙聚了來自中國內地、葡萄牙、美國、日本等國家和地區的學者，第一次以“澳門學”為旗幟，系統性地討論了澳門研究的對象、方法、邊界和意義。過去二十餘年，澳門學積累了豐富的學術成果：《澳門編年史》梳理了澳門四百餘年的歷史脈絡，《澳門史新編》整合了多學科的研究成果，《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等文獻整理工程為後續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史料基礎。澳門基金會持續組織和資助澳門學研究項目，澳門大學、澳門科技大學、澳門理工大學等高校設立了專門的澳門研究機構，開課程，辦雜誌。從個人倡議到學科建制，從史料整理到理論建構——澳門學已初步成為一門有根基、有隊伍、有成果的學科。

然而，澳門學的意義遠不止於學科自身，從一開始就承擔着一個更宏大的使命：為澳門這座城市尋找安身立命的學理根基。當澳門回歸祖國，當“一國兩制”從構想變為現實，澳門需要回答一個根本問題：在中華民族的大家庭中，澳門貢獻什麼？在國家發展戰略中，澳門扮演什麼角色？澳門學的回答是：澳門貢獻的是一種文明共處的智慧，澳門扮演的是文明對話的平台。這一回答，正是今日“文化澳門”建設的理論先聲。

二、澳門學的核心命題：憑什麼

澳門學要回答的核心問題，始終是“澳門憑什麼”。一座面積不足三十三平方公里的小城，既非政治中心，也非經濟重鎮，為何能在四百年間持續吸引世界的目光？為何能成為中西文明對話的樞紐？為何能在大國博弈的夾縫中保持獨特的生命力？為何在回歸祖國後依然能保持文化的多元與核心價值觀的活力？

澳門學給出的答案是：澳門憑的是它作為“文明轉換器”的獨特功能。它不是簡單的“文化交匯地”——世界上有許多港口城市都曾是文化交匯地，亞歷山大、君士坦丁堡、馬六甲、長崎，都曾在不同歷史時期扮演過文明交匯的角色。但澳門的不同在於，它不僅只是讓不同的文化“遇見”，而是讓不同的文化“對話”；不只是讓不同的文明“並存”，而是讓不同的文明“共生”。遇見是偶然的，並存是靜態的，而對話與共生則需要一套複雜的機制來支撐。

這種功能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一系列制度設計、空間實踐和日常生活共同支撐的。中華文明根基奠定了精神底色，議事會的自治傳統提供了制度空間——澳門葡人社會在近兩百年間實行議事會自治，與葡萄牙王室和明清政府保持著雙重效忠的微妙平衡，這種“天高皇帝遠”的自治實踐，為不同文明的平等對話提供了政治保障。聖保祿學院提供了知識基礎設施——遠東第一所西式大學不僅培養傳教士，更成為語言學習、經典翻譯、知識生產的基地，讓文明對話從口頭交流升級為系統性的知識工程。“華洋雜處”的城市格局提供了社會土壤——媽閣廟與教堂相鄰，中式騎樓與葡式建築比肩，華人街區與葡人街區交錯，這種空間上的“並置語法”讓不同文明在日常生活層面持續互動。土生葡人的家庭提供了日常實踐——在同一個家庭裡，春節與聖誕同慶，筷子與刀叉並用，粵語與葡語交織，這種家庭層面的雙文化實踐，讓文明共生不再是抽象理念，而是觸手可及的日常經驗。

澳門學的任務，就是將這些看似零散的歷史經驗，提煉為系統的、可被理解、可被借鑒的文明對話方法論。這套方法論的核心，可以概括為三個關鍵詞：並置、轉譯、彈性。並置，意味着不同文明不必融合，而是各自保持完整、彼此相鄰；轉譯，意味着不是字對字的翻譯，而是在兩種“語法”之間重新編織意義的通道；彈性，意味着認同可以是多層次的、不必非此即彼。這三個關鍵詞，構成了澳門對“文明如何共處”這一世界性難題的獨特回答。

三、澳門學如何支撐“文化澳門”

當“文化澳門”成為施政目標，澳門學的理論支撐作用體現在四個層面。

第一，提供歷史合法性。“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這一定位，不是憑空構想，而是對澳門四百年歷史的準確概括。研究證明，中華文化始終是澳門社會的主流——華人佔人口絕大多數，中文是主要語言，儒家倫理是普遍的社會規範，媽祖信仰、關帝崇拜、清明祭祖、中秋團圓，這些中華文化的基本元素在澳門根深蒂固，從未中斷。但同時，葡萄牙文化、東南亞文化、非洲文化、印度文化也在此扎根生長，形成了“主流清晰、多元共存”的獨特文化格局。這一格局不是人為設計的結果，而是歷史演化的產物。澳門學的價值在於，它為“文化澳門”建設提供了堅實的歷史合法性論證——我們不是在創造新事物，而是在守護和發揚一種早已存在的傳統。這種“守護”不是保守，而是對歷史智慧的尊重；這種“發揚”不是發明，而是對傳統資源的創造性轉化。

第二，提供理論工具。“文化澳門”建設面臨的核心難題是：如何在“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和“多元文化共存”之間找到平衡？如何避免“主流”變成“同化”、“多元”變成“碎片”？這不是澳門獨有的難題，而是全球化時代所有多元社會共同面對的困境。澳門學四十年積累的理論工具——如“並置語法”、“彈性認同”、“轉譯而非翻譯”、“共生而非融合”——為這些難題提供了可操作的分析框架和解決方案。這些理論工具不是書齋裡的抽象概念，而是從澳門歷史經驗中提煉出來的“地方性知識”，既扎根於澳門的特殊經驗，又具有跨語境的解釋力和可遷移性。

第三，提供實踐經驗。 澳門學不只是書齋裡的學問，其研究對象——澳門社會本身——就是一個持續運行了四百多年的“文明共處實驗”。土生葡人如何過節？媽祖廟與教堂如何相鄰？土生菜如何融合四大洲風味？鉛活字如何落地中國？苦力貿易如何在澳門被揭露和終結？中國文人如何在澳門“睜眼看世界”？這些具體的歷史經驗，為“文化澳門”建設提供了豐富的案例庫。當眾多城市面臨多元文化共存問題時，當“一帶一路”沿線需要文明對話方案時，當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需要文化軟實力支撐時——澳門學積累的實踐經驗就是澳門可以輸出的“公共產品”。這些經驗不是教條式的“標準答案”，而是啟發式的“參考案例”，它們展示的不是“應該怎麼做”，而是“曾經怎麼做，效果如何”。

第四，提供批判視角。 澳門學不僅為“文化澳門”提供正面支撐，還承擔着批判性反思的功能。澳門的歷史並非只有光輝的一面——苦力和鴉片貿易的黑暗和羞恥、殖民時代的權力不對等、族群之間的隱性歧視、回歸前華人政治參與的局限，都是澳門歷史不可回避的側面。澳門學的價值在於，以學術的誠實直面這些複雜面向，而不是將澳門簡化為一個“多元共融”的浪漫敘事。這種批判性視角對“文化澳門”建設至關重要——只有正視歷史的複雜性，才能避免將“多元文化”變成一種自我美化的意識形態，才能讓“文化澳門”的建設真正建立在堅實的歷史認知之上。

四、澳門學與“交流基地”建設

“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定位的核心在“交流合作”四個字。澳門不能只做一個“展示櫥窗”，讓別人來看它的多元文化；它需要成為一個“對話平台”，讓不同的文明在此相遇、交流、合作，並產生新的思想、新的方案、新的可能性。展示是靜態的，對話是動態的；展示是被動的，對話是主動的；展示是單向的，對話是雙向的。

這正是澳門學能夠提供支撐的地方。“交流合作基地”不是建幾座場館、辦幾場活動就能建成的。它需要一套“軟基礎設施”——一套關於如何對話、如何理解、如何共處的知識體系。沒有這套知識體系，場館只是空殼，活動只是儀式，“交流合作”只能停留在表面。澳門學正是這套知識體系的學術化表達。它提供的不是外交辭令，而是可操作的方法論；不是抽象理念，而是從歷史經驗中提煉的行動框架。

四十年澳門學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早期的文獻整理和史實考證，核心任務是“搞清楚澳門有什麼”；中期的理論建構和方法探索，核心任務是“解釋澳門為什麼”；當下的實踐轉化和政策應用，核心任務是“澳門能做什麼”。

今天，澳門學需要進入第四個階段：從學術研究走向公共產品，將四十年積累的知識資源轉化為“文化澳門”建設的具體方案，轉化為“交流合作基地”的操作手冊，轉化為中華文化國際傳播的話語體系。這個階段的澳門學，不再是學者的書齋事業，而是全社會的知識工程；不再只是研究過去，而是設計未來。

具體而言，澳門學可以在以下領域發揮支撐作用：在教育領域，開發澳門學課程，培養具有跨文明視野的青年人才；在文化產業領域，將澳門學研究成果轉化為文化產品，如展覽、紀錄片、出版物、文創設計；在城市治理領域，將澳門學的共生方法論應用於社區建設、族群關係、文化保育；在對外交流領域，將澳門學作為中華文化國際傳播的知識資源，用學術語言講述澳門故事、講述中國故事。這些領域的實踐，將讓澳門學從“關於澳門的學問”升級為“為澳門服務的學問”，從“解釋世界的工具”升級為“改變世界的工具”。

五、結語：讓澳門學成為文化澳門的靈魂

四十年前，當陳樹榮、黃漢強等學者首次提出“澳門學”這個概念時，他們或許沒有預見到，這門學問會在四十年後成為澳門城市發展戰略的理論基石。一九九四年“舊話重提”，二〇一〇年首屆國際研討會開啟學科建設——每一步都踩在澳門歷史轉折的節點上。歷史的發展恰恰證明：一門關於澳門的學問，終究要回答澳門從何處來、向何處去的問題。

“文化澳門”不是一句口號，它需要理論支撐，需要方法論指導，需要歷史經驗的滋養。澳門學，正是這一支撐體系的核心。它從澳門的歷史經驗中提煉方法，又用這些方法反哺澳門的未來建設，是“文化澳門”的靈魂，也是“交流合作基地”的頭腦。沒有澳門學的支撐，“文化澳門”可能淪為裝飾性的文化政策，“交流合作基地”可能淪為空洞的外交辭令。有了澳門學的支撐，“文化澳門”才是有根的文化戰略，“交流合作基地”才是有內核的文明工程。

當澳門站在新的歷史起點，當“文化澳門”從願景走向實踐——我們需要重新激活澳門學的想像力，讓它不僅解釋澳門，更能塑造澳門；不僅研究文明對話，更能設計文明對話。這，才是澳門學四十周年最好的紀念方式，也是它對“文化澳門”最根本的貢獻。四十年前播下的種子，今天已經長成大樹。而它的根，始終扎在澳門這片土地上；它的枝葉，正在伸向更廣闊的世界。

吳志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