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與中美《望廈條約》


  
  中美《望廈條約》,又稱中美《五口貿易章程:海關税則》,於道光二十四年(1844)在澳門簽訂。今年適逢這一不平等條約簽訂150周年。
  條約簽訂的地點,在澳門東北望廈村普濟禪院。普濟禪院為澳門著名古剎之一,創建於明末天啟年間。因禪院內供奉觀音菩薩,又稱觀音堂。在禪院東側妙香堂外花園內,有一圓形石桌,圍以四條石櫈,就是《望廈條約》簽訂處。1944年條約簽訂100周年之際,禪院值理會在石桌後面立碑建亭,以為紀念。美國人對這個地方也沒有澹忘。美國學者孔華潤(W.I.Cohen)在他所寫的一部中美關係史名著的開頭寫道:“〔觀音廟〕的庭院里有座小亭子,亭子表面那種常見的橙紅色已經剝落,附近有一張石桌,還有一塊匾〔按:匾為碑之誤〕——它告訴你在1844年7月3日,清廷欽差大臣耆英和美國全權公使顧盛(Caleb Cushing)在這張石桌上簽署了中美兩國間第一個條約”。(1)
  這一條約的簽訂,又使澳門西南娘媽角的媽祖閣山徑的石刻多出兩首詩,一首是潘仕成的五絕,另一首是黃恩彤的四句四言詩。與普濟禪院的石桌一同成為這一條約簽訂的歷史見證。潘仕成五絕詩傍的細字稱:“甲辰仲夏,隨侍宮保耆介春制軍于役澳門,偶偕黃石琴方伯暨諸君子同遊媽閣,題此,賁隅〔按:即番禺〕潘仕成”。黃恩彤四言詩傍的細字則稱:“道光甲辰五月,偕潘德畬方伯仕成、趙怡山侍御長齡、銅竹樵司馬儔來遊媽閣,書此以誌,寧陽黃恩彤”。
  媽祖閣石刻這兩段文字所載,包括了耆英談判班子的主要成員。耆英字介春,滿洲正藍旗人,宗室,當時以兩廣總督兼欽差大臣的身份負責與美使顧盛談判訂約事宜,因帶有太子少保的宮銜,故稱宮保。黃恩彤字石琴,山東寧陽人,當時以廣東布政使的身份擔任耆英的談判副手,次年陞任廣東巡撫,旋被革職。潘仕成字德畬,廣東番禺人,當時為布政使銜即選道,故與黃恩彤互稱方伯,其後曾官廣西桂平梧郁鹽法道。趙長齡字怡山,號靜庵,山東利津人,道光十二年(1832)進士,選庶吉士,故稱侍御。前肇慶府知府,候選主事,與潘仕成同為耆英的談判代表,其後曾官廣東按察使,山西巡撫。銅麟號竹樵,時為准補同知,故稱司馬,耆英隨員。
  這些人當中,耆英可謂鴉片戰爭中投降派的集大成者,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中英《南京條約》,二十三年(1843)的中英《虎門條約》,和二十四年的中美《望廈條約》、中法《黃埔條約》皆由他主持簽訂。“耆英外交”成了近代初期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的代名詞。耆英還有一套投降理論,謂“撫夷本屬權宜之計,並非經久之謀”,認為“自古遠猷,攘外必先安內”,主張對西方侵略者必須“示以誠信,要處處示以無疑”。(2)黃恩彤是耆英歷次投降賣國活動的得力助手,是撫“夷”論的鼓吹者和忠實執行者。罷官後曾撰《撫夷論》和《撫夷紀略》(夷或作遠)記其言行。(3)他同耆英一樣,認為外國侵略者船堅礮利,無法可敵。馭“夷”之道,祇有“公平”通商。欲靖外侮,必先防內變。潘仕成是原廣東十三行同文行創辦人潘啟的族人,其家族在清代廣州中西貿易中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中英《南京條約》廢除了十三行商的特許身份,這些行商家族的成員,卻因與外國侵略者有長期密切的關係,多次為清政府與侵略者之間的妥協居間作介,從封建官商轉化為買辦商人。潘仕成就是耆英幕下這類不可多得的“夷務”人才。(4)總之,這是一班以和蕃稱勝任的賣國官僚,為當時廣東輿論所不齒。江蘇巡撫李星沅曾聞粤中民間有“八大漢奸”名目,“而黃石琴為首,次則耆介春,……趙長齡、潘仕成也”。(5)
  



  耆英一夥的談判對手,是以顧盛為首的美國使團。
  律師出身的美國議員顧盛,任全權公使前係眾議院外交委員會委員。其家族與美國對華貿易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他的堂兄約翰·顧盛(JohnP.Cushing),十六歲時(1803年)開始主持某波士頓行號設在廣州的普金斯洋行(J.&T.H.Porkins)。該洋行既同伍秉鑑的怡和行進行絲茶等出口貨的合法貿易,又同中國奸商進行非法的鴉片走私貿易,很快成為美國壟斷對華貿易的四大行號之一。1830年約翰·顧盛成為巨富返回美國時,將普金斯洋行關閉,以旗昌洋行(Russell&Co.)為波士頓行號的單一代理行。將其在旗昌行的業務先後交由表兄弟約翰·福士(JohnM.Forbes)和羅伯特·福士(Robert B.Forbes)代管。福士兄弟可算是全權公使顧盛的遠房親戚。
  1839年5月,林則徐為勒令各國鴉片販子繳煙而包園外圍商館的禁令剛解除,羅伯特·福士等一批在廣州的美商即上書國會,要求派軍艦來華保護美國人的生命財產,並請求美國政府向中國提出准許外國使節駐京,公佈確定税則,關棧制度,到中國其他港口貿易的自由,賠償因封禁合法貿易所受的損失等六項要求。(6)1843年4月,美國國務卿韋伯斯特(Daniel Webster)就遣使赴華徵詢波士頓、塞勒姆和紐約等地從事對華貿易商人的意見,羅伯特·福士又與其他五名波士頓商人聯名復信,提出派遣艦隊隨公使赴華,以增強威懾力量:不要贈送禮品給中國政府,以免被誤認為是來進貢:使團抵達後,可在澳門收集信息:聘請在廣州的醫務傳教士伯駕(Peter Parker)為翻譯等多項建議。(7)可以看出,美國使團的派遣和全權公使顧盛的任命,體現了美國資本主義開拓中國市場和在華美國商人維護自身利益的要求。
  使團的秘書由弗萊徹·韋伯斯特(Fletcher Webster)擔任,他是國務卿韋伯斯特的兒子,伯駕夫人的堂兄弟,任職前為他父親的秘書。實際上是使團的第二號人物。
  聘請翻譯和中文秘書是使團首先要進行的工作,根據羅伯特·福士等從事對華貿易的商人和美國海外佈道會的推薦,顧盛等一到澳門就聘請正在中國的新教傳教士伯駕、裨治文(ElijahC.Bridgman)和衛三畏(SamuelW.Williams)擔任。
  伯駕是第一個來華的美國醫務傳教士。他於1834年到達澳門。次年在廣州十三行開設新荳欄醫局,免費為中國人治病,以便於開展傳教和搜集情報。第一年便診治病人2,000餘人次。1838年7月至10月間,伯駕曾至澳門開設醫局,親手診治病人700名。1839年,林則徐來廣東領導禁煙運動,曾派下屬間接請他診治疝病,在新荳欄醫局留下第6565號病歷的記錄。由於行醫的關係,伯駕與耆英、黃恩彤和潘仕成早已熟悉,耆英及潘仕成的父母均曾請他診病,耆英還手書二塊匾額相贈,一曰“妙手回春”,一曰“壽世濟人”。(8)伯駕雖然身為傳教士,政治上並不甘寂寞。他於1840—1842年返回美國,游説於總統和國務卿等政要之間,還向國務卿韋伯斯特呈遞意見書,向國會發表演説,要求政府派使節來華,調停中英爭端,維護美國在華利益。返美期間,伯駕結識了韋伯斯特的侄女哈里特·韋伯斯特(Harriet Webster),很快成為國務卿的侄女婿。由於伯駕在廣州的名聲和與美國政界的關係,顧盛一到澳門就聘請他為中文秘書兼機要顧問,表示對他推心置腹,沒有任何秘密。
  顧盛又聘裨治文為中文秘書兼使團牧師。裨治文是第一個來華的美國新教傳教士。他於1830年抵達澳門時,曾受到英國新教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的歡迎和接待。其後他以廣州和澳門作為活動地點,並在馬禮遜的指導下學習中文。由於馬禮遜的建議,他於1832年在廣州創辦英文刊物Chinese Repository(《中國叢報》),向歐美介紹中國的歷史和現狀,為西方資本主義入侵中國提供制定政策的依據。直至1851年停刊,前後出版二十年,其中在1839—1844年曾遷至澳門出版。自康熙末年清政府禁止天主教以來,傳教活動在中國被視為違法,傳教士同外商一樣,在中國的活動受到嚴格束縛。裨治文和衛三畏利用該刊製造輿論,鼓吹衝破清政府的束縛和限制。美國學者丹涅特(Tyler Dennett)指出,《望廈條約》“有一些條款似乎都是直接出諸《中國叢報》的先期討論”。(9)
  伯駕和裨治文的翻譯水平有限,黃恩彤曾向耆英説,他們“所識漢字無多,僅能為粤省土語,以致兩情難以互通,甚為吃力”。(10)顧盛又聘請衛三畏協助二人作翻譯工作。衛三畏於1833 年來華時是一名神學院畢業生。來華後主要協助裨治文從事《中國叢報》的編輯撰稿工作,主持該刊物的印刷所。他的中文水平較高,使團的中英文譯文不少出自他的手筆。但衛三畏仍不能獨立承擔英譯中的工作,顧盛又另聘三名中國人潤色中文譯文。為了便於與澳葡當局聯絡,使團又聘請一名葡文翻譯。在其後的四十年間,美國與中國政府間的往來公事,大部份經由伯駕、裨治文和衛三畏三人之手辦理,三人均曾陞任美國駐華代辦或公使,成為對華外交的風雲人物。


  
  中美《五口貿章程:海關税則》為何以澳門作為談判簽約的地點?有中美兩個方面的原因。
  鴉片戰爭中,英國軍艦先是駛至天津白河口,直逼北京:後又從吳淞口駛至南京,切斷長江漕運,給清朝統治者以極大震動。戰爭結束後,昏憒無能的道光帝,一直對西方侵略者的堅船利礮心有餘悸,惟恐外國軍艦再次出現在江南或天津海口。故在《南京條約》簽訂後,令另一投降派成員伊里布以欽差大臣、廣州將軍的身份,至廣東辦理一切通商事宜。道光二十三年(1843),伊里布去世,英國公使璞鼎查(SirHenry Pottinger)以粤中無人可與商議為名,揚言欲赴江南,與兩江總督耆英面商通商善後事宜。道光帝即令耆英為欽差大臣,馳赴廣東。在黃恩彤等的協助下,耆英與璞鼎查在虎門簽訂了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後條款》和《五口通商章程:海關税則》。作為五口通商的新章程。
  顧盛於1844年2月24日乘美國軍艦“白蘭地號”(Brandywine)到達澳門海面,27日在澳登陸。其時耆英早已返回兩江總督原任,兩廣總督祁又因病開缺,由廣東巡撫程矞采護理。程矞采於顧盛進澳的次日接到署澳門同知謝牧之等的探報:“咪唎巡船一隻,船上番梢五百餘名,大礮六十四門”,拋泊澳門附近的九洲洋面。其後又接美國領事保羅·福士(PaulS.Forbes)轉來顧盛的照會,聲稱帶有總統國書,欲“呈獻大皇帝御覽”。茲先在澳門“登岸居住,約一月之間,兵船滿載糧食,並預備各船事體,然後駛赴天津北〔白〕河口而去”。
  程矞采一面飛奏朝廷,一面覆稱,“若不待奏請,徑以兵船駛往天津,殊與體制未協”,況天津既“無諳曉語言文字之通事”,又“無欽差大臣在彼”,無從談判。上年英使璞鼎查“必須折回廣東,方能與中國大臣通盤商定,不能在別省辦理,其明證也”。(11)其後又屢次苦求顧盛不要北上。顧盛以進京和訂約二事,曾奉令不得與中國各等官員商議,需與清廷所派欽差大臣商議,拒絕以程矞采作為談判對手。
  清廷對美使乘軍艦進京一層,最為憂慮。既擔心美國重演英國故技,陳兵要脅:又擔心美使進京,在覲見禮問題發生爭執。鴉片戰爭前,英使馬憂爾尼(LordGeorge Macarteny)和阿美士德(Lord William Amherst),皆曾因不願行三跪九叩的覲見禮而與清政府發生爭執。鴉片戰爭後,清政府威望大降,更難以要求西方使節行三跪九叩之禮。為了維護“天朝上國”的體面,清政府根本不願西方使節進京覲見。因此,道光帝嚴令程矞采,設法讓美使在粤靜候。並任命耆英為欽差大臣、兩廣總督,全權辦理中美談判事宜。當時《京報》所載上諭稱:‘‘耆英現已調任兩廣總督,各省通商善後事宜,均交該督辦理。著仍頒給欽差大臣關防,遇有辦理各省海口通商文移事件,均著准其鈐用,以昭慎重”。(12)體現了道光帝將五口通商事宜和與西方各國交涉盡量限制在廣東,交由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辦理的良苦用心。直至咸豐七年(1857),第二次鴉片爭中,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葉名琛被俘,清政府纔將這方面的事務,轉交欽差大臣、兩江總督辦理。
  至於談判訂約的地點為甚麼選在澳門,而不在廣州,則出自耆英一夥的苦心。按照廣州城的慣例,外國人不得進入城內。倘美使不願在城外商談,要求進入城內,將令耆英更為難堪。耆英早已顧及於此:“廣州通商數百年,並無夷人進城之事。而民之於夷,無論婦孺,皆呼為‘番鬼’,不以齒於人類。故一旦驟聞其進城,則以為有紊舊制,群起而拒之”。(13)特別是在鴉片戰爭中,廣州一帶受到英國侵略者的蹂躪,人民群眾的反侵略情緒十分高漲,民“夷”之間,勢同水火,正如黃恩彤所謂“狗外人則民謗,狗內民則外嗔。此地議撫,難於金陵十倍”。(14)為了滿足“夷”人的要求,又不喪失自己的體面,“議撫”時最好遠離廣州這個是非之地。
  澳門在清代屬廣州府香山縣,離廣州有數日路程。清政府將其作為葡人和西方來華各國商人及其他人等的共同居留地,英使馬戛爾尼和阿美士德來華,皆曾居停澳門。將美使顧盛安排在澳門談判訂約,既與舊制相符,又可省去麻煩,用耆英的話來説叫作讓美使“就我範圍”。(15)為此耆英一夥決心再一次“羈縻夷人”,而置國家民族的長遠利益於不顧。
  從美國方面來説,顧盛雖然一開始就揚言進京,最終卻覺得留在澳門更為有利。顧盛來華雖負有談判訂約和進京遞交國書兩項任務,但後一項比談判訂約這一主要目標次要得多。國務卿韋伯斯特給他的訓令已申明:“前往帝國京城這項訓令是用作為爭取使團主要目標的一個槓桿,而不被視為主要目標的一部份”。(16)也就是説,談判訂約是此次出使的目的,進京不過是達到目的的手段。因此,盡管顧盛在抵達澳門以前,曾命令全體使團成員和戰艦官兵,要始終強調使團的目的地是北京。但他私下卻並不急於進京,而寧願在廣東談判,免得因前往京津而“使他的使命有遭到失敗的危險”。(17)
  顧盛覺得前往京津對完成他的使命希望不大。護送使團來華的四艘軍艦,有一艘已在途中焚毀,其他兩艘尚未到達,先行抵達澳門的“白蘭地號”已給養告急,需要補充。何況以一艘軍艦北上,對清廷亦缺乏足夠的威懾力量。
  而當時在廣州的美商,已同英商一樣,獲得五口通商新章程的優待,他們惟恐顧盛堅持進京導致與中國關係惡化,影響其既得利益。顧盛抵澳兩月後,某美商在致國內的信函中寫道:“顧盛先生正不聲不響地住在澳門,照他説,正準備前往北京。當我在澳門的時候,曾經不勝榮幸,多次會見這位大人,他足登馬靴, 嘴上留着時髦的鬚,神氣非凡!雖然我喜歡這個人,可是我衷 心希望他及早喬遷……我和其他每一個美國商人一樣,正在忐忑 不安。我們這些美國人現在和中國人相處得真是再好没有;既然 我们想和中國保持的唯一關係是商業關係,我就真不知道顧盛先 生想要作些甚麽。……我深怕他為求得面晤道光,……犧牲了中 國人的好感,把一切喪失得乾乾淨淨”。(18)
  既然率軍艦北上的條件不成熟,且遭到在廣州美商的反對, 不如乘英國戰勝之餘威,利用清政府懼怕北上的心理進行要脅, 留在廣東談判交涉,從中獲得更大的侵略利益。至於談判的地點, 在廣州對雙方皆有不便。在英國殖民地香港,會使清政府認為英 美勾結,不利於與中國交涉,何況顧盛在國內一向以反英傾向相 標榜,亦不願與英國發生任何聨繫。因此,對顧盛來説,除了在 澳門談判,也没有別的選擇。



  耆英於1844年5月30日到達廣州,接印視事。旋於6月17日率黃恩彤、潘仕成和趙長齡等抵達澳門,與顧盛進行談判。住進望廈村普濟禪院由署澳門同知謝牧之預先妥為佈置的寓所。
  耆英為取悦顧盛,不待顧盛來見,即於次日攜帶隨員前往美國公使館拜訪。(19)先由香山縣丞送來名帖,耆英的儀仗隊隨後到達。前面是手執鞭子和斧子的兩名開道者,其後為一隊步兵,兩名騎兵,最後是耆英及其隨員乘坐的轎子。
  6月19日,顧盛到耆英下榻的望廈村普濟禪院回拜。美國使團成員和戰艦軍官亦乘轎前往。黃、潘、趙、銅等先在門口迎候。顧盛和耆英在正殿相見,然後到後面的一個小殿落坐。休息時進入一處房間共進茶點,裡屋鋪着俄羅斯布作為地毯,正廳鋪著歐洲地毯。最後由耆英設中西盛宴招待。宴會按照歐洲方式怖置餐桌,歐式桌子、餐具和餐巾都是特地從澳門弄來的。上菜時按照中式菜和西式菜的程序一道一道的上,中式菜在前,西式菜在後。(20)
  耆英與顧盛互相進行禮節性拜訪之後,雙方開始談判實質性問題。美方談判代表為弗萊徹·韋伯斯特、裨治文和伯駕,中方談判代表為黃恩彤、潘仕成和趙長齡,關鍵問題再由顧盛和耆英親自商議。談判在美國公使館、望廈村普濟禪院及關閘附近的蓮峰廟舉行。先由美方提出草約,作為討論的底本。再由中方寫出對應草約,雙方反復磋商。耆英事後向道光帝奏稱,美使草約共47款,“奴才耆英督率藩司黃恩彤及各委員,連日與之往返辯詰,舌敝唇焦,分別應准應駮,應刪應增各項,共定為三十四款。……計前後四易其稿,始克定議”。對於其中斷難准行而請求甚堅者十款,“逐款指駮,不敢稍為遷就,往返辯論,多者十餘次,少者亦五六次,該夷使理屈詞窮,始肯照依芟撤”。(21)
  在談判中,耆英屢以美使借呈遞國書請求北上為慮,説是“揣其來意,條約可以在外商定,而國書必須親賫赴京,故國書一日未繳,則夷情一日未定,即使條約均有成言,是否北駛,仍無把握”。一再請求顧盛將國書交出,由他轉奏呈交。顧盛以“此後西洋各國如有使臣到過京後,伊國亦必遣使臣前來,請免再為推阻,……預留地步於異日”,(22)始肯將國書交出。至此,耆英等又一次完成了對“夷人”的“羈縻”。
  7月3日下午4時,中美《五口貿易章程:海關税則》在望廈村普濟禪院花園的石桌上簽訂。由耆英和顧盛分別在議定的四份中文約本和四份英文約本上簽字。同時,顧盛將美國總督的國書交給耆英。據説在條約簽訂時,在圓形石桌上劃了一道偏離中心的線,將桌面分成大小不等的兩個部份,耆英就坐在靠近較大部份的那一邊。(23)條約簽訂後,耆英率黃恩彤等人於7月7日返回廣州。顧盛則率領使團於7月27日乘軍艦回國。 



  無論耆英給道光帝的奏摺,還是黃恩彤《撫夷紀略》的記載,都以《望廈條約》為其“羈縻夷人”的得意之作。黃恩彤因此還得到降旨賞戴花翎,隨帶加二級的獎賞。然而,這不過是在歷史上演了一出自欺欺人的醜劇。
  《望廈條約》以《南京條約》為藍本,《南京條約》為西方資本主義侵華主角英國對東方老大帝國的城下之盟,太阿倒提,授人以柄。以條約中給予英國侵略者的一切特權來滿足美國公使顧盛的侵略要求,首先已輸人一籌。何況顧盛在條約簽訂的第三天(7月5日)致函國內,更列舉了《望廈條約》較諸《南京條約》和《虎門條約》的16項“優點”。也就是説,《望廈條約》的某些條文,對中國主權的侵犯较中英條約更為嚴重。下文分四個方面來探討。
  侵犯中國的關税主權。《南京條約》第十條規定:“英國商民居住通商之廣州等五處,應納進口、出口貨税、餉費,均宜秉公議定則例”。《望廈條約》第二條卻規定:“合眾國來中國貿易之民人,所納出入口貨物之税餉,俱照現定則例,不得多於他國,……倘中國日後欲將税例變更,須與合眾國領事等官議允”。(24)也就是説,中國政府再也不能根據自己的需要調整税率,中國的關税自主權,落入美國領事手中。這種片面的協定税率,為近代西方列強剝奪中國關税主權開了惡劣的先例。
  侵犯中國的領海主權。嘉慶十四年(1809)兩廣總督百齡等奏定的《民夷交易章程》第一款規定,“外夷兵船應停泊外洋以肅邊防也。……各國貨船到時,無論所帶護貨兵船大小,概不許擅入十字門及虎門各海口。如敢違例擅進,……即行驅逐,一面停止貿易”。(25)中英《虎門條約》第十條規定:“凡通商五港口,必有英國官船一隻,在彼灣泊,……其官船將去之時,必另有一隻接替”。《望廈條約》第32條亦有“合眾國兵船……巡查貿易至中國港口”,中國文武官員應“以平行之禮相待,以示和好之誼”。從此外國兵船可以自由進入中國領海。為近代西方資本主義對華侵略的礮艦政策提供了條约依據。
  衝破康雍年間的禁教令。康熙末年,羅馬教廷以來華天主教傳教士利瑪竇一派容忍中國敬天、祀孔、祭祖的禮儀,違反了正統的天主教義而横加干涉,引起康熙帝下令禁教,雍正、乾隆以後,一直厲行教禁。儘管《南京條約》和《虎門條約》已獲得廣泛的侵略特權,卻未能在這方面有所突破。《望廈條約》第17條卻規定了在通商口岸設立教堂的權利。據説是潘仕成為了感謝伯駕為其父母看病而主動提出,由伯駕向顧盛提議,寫進條約的。(26)這無異於對新教傳教士解除了禁教令,並為中法《黃埔條約》在這方面作更明確的規定,解除對天主教傳教士的禁令鋪平道路。
  侵犯中國的司法主權。集中體現在領事裁判權方面。領事裁判權指居住中國的外國僑民,享有不受中國法律管轄的特權,他们在中國犯了罪,或成為民事訴訟的被告時,由本國駐中國的領事審理,中國政府無權過問。顧盛認為,英國通過侵佔香港和條約中的治外法權條款,使其臣民完全擺脱中國的管轄。葡萄牙人則由於把澳門作為集聚地,也達到同樣目的。如果美國公民與英、葡臣民受到不同待遇,將蒙受奇恥大辱。因此他更加明確地琢磨出《望廈條約》的領事裁判權條款。他列舉的《望廈條約》16項優點,有八項就屬於領事裁判權。而《望廈條約》34條,竟有八條屬於領事裁判權的規定。領事裁判權條款是顧盛這位律師出身的外交官的得意之作。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海關税則》第13條規定:“遇有交涉詞訟,管事官不能勸息,……即移請華官公同查明其事,……秉公定斷,免滋訟端。其英國人如何科罪,由英國議定章程、法律,發給管事官照辦。華民如何科罪,應治以中國之法”。這一規定雖然成為對華領事裁判權的起點,但未將刑事和民事區分開來。《望廈條約》則分別從刑事和民事兩方面規定了美國在華領事裁判權。刑事方面,第21條規定“合眾國民人由領事官捉拿審訊,照本國例治罪”。民事方面,第24條規定“倘遇有中國人與合眾國人因事相爭,不能以和平調處者,即須兩國官員查明,公議察奪”。此外,第25條還規定:“合眾國民人在中國與別國貿易之人因事爭論者,應聽兩造查照各本國所立條約辦理,中國官員均不得過問”。也就是説,無論刑事或民事案件,在華美國人祇服從本國政府的管轄。條約的規定,“民、刑分明,刑事採定被告主義,中國官員無審訊懲處之權,在兩造為美人以及一造為美人,另一造為其他外國人的案件中,絕對排斥了中國司法權。這些都是中英條約自歎不如的”。(27)
  顧盛剛剛通過《望廈條約》奪得在華領事裁判權,立即以之來了結徐阿滿案件。徐阿滿案件是這樣發生的:美國使團帶來的物品中,有旗桿一具,原打算豎立於公使館。但當顧盛在澳住定時,澳葡當局反對豎立旗桿。旗桿被轉給廣州美國領事館,由領事保羅·福士於5月間豎立在美國商館前面。旗桿上安有一個風向標。當時適逢廣州發生乾旱,民間議論紛紛。以為是風向標破壊了風水所致,要求將它拆下來,福士祇好將其拆除。但群眾的情緒仍然未能平靜下來。在6月15日,耆英動身前往澳門那天,英美商人與中國百姓在商館前面的廣場發生衝突。次日,一名叫徐阿滿的中國百姓被美國人開槍打死。引起中國百姓的極大憤慨,紛紛要求討還血債。
  黃恩彤和趙長齡於6月21日在澳門蓮峰廟會見韋伯斯特和伯駕時,曾將這種情形告知。耆英於次日照會顧盛要求查出正兇,“按法處治,俾命有抵償”。顧盛在照覆中卻説,美國商民在衝突中為保全性命,“誤放袖槍”。反要耆英對中國百姓嚴加彈壓。耆英為了迎合顧盛心意,在覆函中竟一反原來口脗,厚顏無恥地同顧盛一樣稱中國百姓為“爛匪”、“匪徒”,説美國人槍殺徐阿滿是合理行動,他要求“辦理公道”,祇不過是為了防止中國百姓採取報復行動。(28)好一副抑民媚外的嘴臉!
  《望廈條約》簽訂後,美國領事福士於7月11日秉承顧盛旨意,在廣州召集六名美國商人組成陪審團,審理該案。宣稱“聽取證據後,一致同意此次殺害是正當的自衛行動”。(29)顧盛在從澳門回國前夕,將“判決”結果通知耆英,再次宣稱美國人“是以事情迫而倉惶,因要自己保命,始放一槍,即將徐阿滿登時斃命”。並以訟棍兼流氓的口脗,胡説徐阿滿之死,不是歸於他的暴行,就是歸於他的愚笨,其責任在中國“匪徒”和駐紮商館附近玩忽職守的中國官兵身上。美國人殺死徐阿滿,就象劊子手處決罪犯、戰士臨陣殺敵、主家擊殺盜賊一樣,屬於“合理殺人”。(30)完全是一派強盜邏輯!
  



  《望廈條約》簽訂於1844年7月3日,即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至五月二十二日(7月7日),耆英率黃恩彤、潘仕成等返回廣州。在此期間,黃恩彤、潘仕成、趙長齡和銅麟等有媽祖閣之遊。故潘、黃兩詩題稱“五月”或“仲夏”。
  潘仕成的詩云:“欹石如伏虎,奔濤有怒龍。偶攜一尊酒, 來聽數聲鐘”。《澳門日報》總編輯李鵬翥先生評曰:“難得他 將恥辱忘記得如此乾淨,將詩寫得如此閒適!”(31)
  黃恩彤的詩云:“蒼山峨峨,碧海迴波。仗我佛力,除一切 魔”。此詩費解之處,在一個“魔”字。黃恩彤《知止堂集》中 的《與江翊雲給諫論粤東民夷書》有這樣一段妙語:“粤東民夷, 猶冰炭也。……無冰則炭不登於爐,無炭則冰不結於池。而及其 相遇,則爆怒而不相入。粤之所以富甲諸省者,為通商也。……此 數十萬之眾攘攘而來,不過為此赤髮綠睛之數百怪物有寶可探耳。 ……而偶有交涉,動輒相爭不下,與冰炭何異乎?”(32)他心目中 的“魔”,為赤髮綠睛之怪物(“夷”)乎?抑與“夷”相爭如 冰炭之民乎?觀其言而察其行,可以肯定指的是後者。黃恩彤自 道光二十二年抵粤以一來,極端讎視粤中百姓反抗外國侵略者的愛 國行動,鼓吹“粤患未已,不在外而在內”。二十三年任廣東按 察使期間,“遣散壯勇,拿獲游棍錢江、何大庚,置之獄”。(33) 被他陷害的錢江、何大庚,正是起草《全粤義士義民公檄》,號 召百姓抗英的爱國人物。可見這“魔”就在黃恩彤自己身上。佛 教以能擾亂身心,破壊好事,障礙善法者為魔。黃恩彤屢次追隨 耆英簽訂賣國條約,抑民媚外,無所不至,正可謂魔障深重,不 能自拔。當時粤中民間流傳着這樣一首民謠:“若要享太平,先 殺潘仕成。選定弓箭手,埋伏射耆英。破了黃煙筒,自後不勞兵。 廣東多擾亂,總係這龜精。治鬼無方法,剥民有才情”。(34)歷史 是公正的,林則徐以來廣東領導禁煙抗英鬥爭而名垂千古;耆英、 黃恩彤、潘仕成一夥投降賣國,不管他们信佛與否,都難免永留 惡名。 在《望廈條約》簽訂處,望廈村普濟禪院花園石桌傍建於1944 年的碑亭內立有石碑,碑文為當時流寓澳門的南海陳樾所撰,內稱:“蓋自鴉片戰爭,國勢日蹙。白人航海紛來,以互市傳教為緣,行侵權略地之計。以強凌微,以眾暴寡。所訂約類不平等。如關税協定,領事裁判權、內河航行、沿海貿易、租界及租借地等。莫不背理傷道,伸己而屈人。惟中美條約較罕,辭氣較平,其性然也”。撰碑人昧於歷史事實,對《望廈條約》原文亦未加細讀。而鑒於當時美國在國際反法西斯陣線中的地位,和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P.Roosevelt)的國際威望,受國內一部份人親美情緒的影響,遂對《望廈條約》作了不符合歷史事實的評價。然而,歷史是不能歪曲的,被顛倒了的歷史,終究會顛倒過來。
  註釋:
  (1)孔華潤著、張靜爾等譯《美國對中國的反應》,復旦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1。按:此書英文本初版於1971年。
  (2)中國史學會主編《鴉片戰爭》,神州國光社1954年,第三冊,頁468、471。
  (3)見仝上,第五冊,頁409-436。
  (4)耆英稱:“即補道潘仕成,久歷部曹,極知輕重,生長粤東,明習土語。且於連年善後案內,……與咪唎商人頗多熟悉,亦素為該國夷人所敬重”。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資料》,第七冊,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459。
  (5)《李星沅日記》,中華書局1987年,下冊,頁655。
  (6)丹涅特著、姚曾廙譯《美國人在東亞》,商務印書館1958年,頁87。
  (7)《美國國務院書信雜編》,轉引自喬明順《中美關係第一頁——1844年<望廈條約>簽訂的前前後後》(簡稱《中美關係第一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1年,頁66—68。
  (8)Chinese Repository (《中國叢報》),vol.13,PP.302-303;Edward V.Gulick,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伯駕與中國的開放》),Harvard Univ.Press 1973,PP.117-118.
  (9)丹涅特著、姚曾廙譯《美國人在東亞》,頁473。
  (10)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七冊,頁459。
  (11)文慶等《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中華書局1964年,第六冊,卷七一,頁2807—2808。顧盛照會稱“白蘭地號”為“本國水師囒啲兵船”。
  (12)ChineseRepository,vol.13,P.387;文慶等《籌辦夷務始未·道光朝》,第六冊,卷七一,頁2816。
  (13)文慶等《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第六冊,卷七五,頁2994。
  (14)中國史學會主編《鴉片戰爭》,第五冊,頁418。
  (15)文慶等《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第六冊,卷七二,頁2841。
  (16)丹涅特著、姚曾廙譯《美國人在東亞》,頁123。
  (17)賴德烈著、陳郁譯《早期中美關係史》,商務印書館1963年,頁132。
  (18)丹涅特著、姚曾廙譯《美國人在東亞》,頁127。
  (19)顧盛初至澳門時,寄居於澳門總督在南灣海濱的住宅。其後以一所位於內港北灣的房子作為公使館。黃恩彤謂顧盛“船抵澳門,寄居洋館”。(中國史學會主編《鴉片戰爭》,第五冊,頁428)可能該處原為美國人設在澳門的商館。據伯駕留下的原始紀錄所戴,從公使館的陽臺可以俯瞰澳門港口。(喬明順《中美關係第一頁》,頁207)香港藝術館1983年出版畫集《香港及澳門風貌》有欽納里(George Chinnery)畫1844—1852年《澳門的美國公使館》,為一所臨近海邊的二層洋房,傍豎旗桿,飄揚着美國國旗。澳門文化司署徐新先生惠告,亦謂其他在澳門內港。
  (20)喬明順《中美關係第一頁》,頁208-209。
  (21)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七冊,頁467—468;文慶等《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第六冊,卷七二,頁2842-2843。
  (22)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七冊,頁462-467。
  (23)Edward V.Gulick,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of China,P.120。
  (24)此處及下文所引中英《南京條約》、《虎門條約》、《五口通商章程:海關税則》和中美《望廈條約》中文本,均載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彙編》,第一冊,三聨書店1957年。
  (25)梁廷枬《粤海關志》,道光間刊本,卷二八《夷商》三,頁28。
  (26)丹涅特著、姚曾廙譯《美國人在東亞》,頁475;Edward V.Gulick,Peter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PP.121、124。
  (27)吳孟雪《美國在華領事裁判權百年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頁60。
  (28)轉引自喬明順《中美關係第一頁》,頁129—130。
  (29)Chinese Repository, vol.14,P.361.
  (30)張永貴編《中美關係史料》,臺北近代史研究所1968年,頁54-55:Jules Davids,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The U.S.and China,(《美國外交公文:
  美國與中國》)Series I,vol.I,PP.336—337.
  (31)李鵬翥《澳門古今》,三聨書店香港分店、澳門星光出版社1986年,頁26。
  (32)中國史學會主編《鴉片戰爭》,第五冊,頁442。
  (33)仝上,第五冊,頁419。
  (34)佐佐本正哉《鴉片戰爭後の中英抗爭·資料篇稿》,東京近代中國研究委員會1964年,頁286。